地址在今东城区景山后街嵩祝院23号，坐北朝南，1984年5月24日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法渊寺原址为明代番经厂和汉经厂，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改建为法渊寺。此寺已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拆除，只剩部分遗存。现存建筑为后殿，面阔五间，进深七檩，东西配殿各三间，进深五檩，均为筒瓦大式硬山过垄脊。现为民居。从清代至民国年间，此地仍保持着印刻藏文典籍的业务。北京版藏文经书史册，多出于此。明代的番、汉经厂，是负责刻印藏文经籍及承担皇室御用佛事活动的重要机构。

　　一、关于法渊寺

　　因近几年做大慈法王研究课题，涉及到大慈法王在北京驻锡之地事，偶然遇到法渊寺及番经厂问题，觉得也有必要搞搞清楚。今北京东城沙滩（五四大街）北有嵩祝寺街，原为嵩祝寺旧址，寺东为法渊寺，西为智珠寺。三寺究竟建于何时，已难考究。黄颢先生《在北京的藏族文物》一书中言：“该寺（嵩祝寺）建于清康熙时。明崇德九年（1434）宗喀巴弟子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应明之请来京，即赐驻是寺之东邻法渊寺。清时，嵩祝寺居中，东邻明之法渊寺，西邻明之智珠寺，三寺建筑相连。据史料载，此三寺均为喇嘛寺，其中以嵩祝寺规模最大，声誉最隆。今日嵩祝寺尚存后殿两层藏经楼一处，其大部寺址已为今日东风电视机厂厂址（1993年）。但仍保存原寺殿宇。法渊寺变存数殿。智珠寺尚存重檐亭式殿宇及后殿、东配殿各一处，亦为东风厂所用”。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一般都认为释迦也失来北京后驻锡于法渊寺，最早提出这一见解的是日本佐藤长先生所着的《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1962年），其根据是桥本所译妙舟《蒙古佛教史》中将藏文“ha yan si”对译为“法渊寺”。（日）佐藤长着、邓锐龄译：《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笔者新近考证认为这一对音应为“华严寺”，即五台山“显通寺”，此寺原名“花园寺”，所以认为佐藤长氏的说法有误。仅凭尚搞不清是否准确的对音就认定释迦也失住在北京法渊寺的结论实在缺少依据。但几十年来，人们对此未再深究，每言及大慈法王于宣德九年入朝，就会提到法渊寺，几成定论。

　　据《清凉山志》记载，大显通寺位于五台山台怀镇北侧，为五台山五大禅林之一，始创于东汉永平年间（58—75年），初名“大孚灵鹫寺”，相传五台山与印度灵鹫峰相似，故在此建寺并名，为五台山佛刹开山之祖。至北魏孝文帝时再建，“环匝鹫峰，置十二院。前有杂花园，故亦名花园寺”。唐太宗年间又重新修建过，武则天因新译《华严经》中有五台山名，改寺名为大华严寺。明成祖时又敕命重修，因噶玛巴大宝法王得银协巴于此地举办大法会，“感通神应”，因赐名“大显通寺”。及至永乐三年时，设僧纲司于大显通寺，“率合山僧祝厘，本州月给僧粮”。[明]释镇澄：《清凉山志》[Z]卷二。从这些记载，可知大显通寺在五台山的地位及其重要性。

　　自永乐至宣德年间，大慈法王曾先后三次来五台山，据《清凉山志》及《新续高僧传》，均是驻锡于大显通寺。考大显通寺的历史，知其曾名为“花园寺”，和“华严寺”，所以笔者认为令研究者困惑已久的藏文史传中的“hayansi”，应为“花园寺”或“华严寺”之对音，而且《大慈法王传》中也记载释迦也失在汉地五台山兴建了六座大寺院，并在“美朵多热”（metogldumra，意为“花园”）附近建立了名为“ha yan si”的寺院。《大慈法王传》[M]（藏文抄本）第13页上。长期以来，藏史研究者因不清楚“花园寺”在何地，因而一般译之为“法音寺”，进而推测为北京之法渊寺。笔者以为，由藏汉史料相互巧妙印证，可以断定释迦也失驻锡五台山之寺院即是“花园寺”即“华严寺”，也就是永乐年间的大显通寺。关于“hayansi”的悬念可以告一段落了。

　　搞清楚了藏文史传中“hayansi”的下落，再回过头来研究一下北京法渊寺的问题。仔细阅读相关资料，发现有些学者所说的“明代法渊寺”并无什么确切根据，其中最有利的证词就是“明代大慈法王在北京驻锡之寺”，既然是明代藏族高僧驻锡之地，那自然是明代就存在的寺院了，而且至少在明宣德初年就已存在了。而由于笔者前文的考订，基本上否定了这一说法，所谓明代法渊寺的说法就更难令人信服了。

　　关于法渊寺的记载，最有说服力的应是乾隆三十九年编撰的《钦定日下旧闻考》中的记载，此书之所以可信，一是当时人记当时见闻之事，二是所记内容就是记录者所居住的京城之事，应该不至有误。该书系乾隆皇帝弘历命窦光鼐、朱筠等根据康熙二十五年朱彝尊编辑的《日下旧闻》加以增补、考证而成，最后由于敏中、英廉任总裁，所以书前有“钦定”字样。该书至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刻版出书，是过去最大最全面记载有关北京历史、地理、城坊、宫殿名胜等的资料选辑。

　　仔细研读《日下旧闻考》相关记载，可以发现，朱彝尊所撰《日下旧闻》在皇城条云：“自北安门里街东曰黄瓦东门，门之东街南曰尚衣监街，北曰司设监，再东曰酒醋面局，曰内织染局，有外厂在朝阳门外，又有蓝靛厂在都城西，皆本局之外署也。曰皮房纸房，曰针工局，曰巾帽局，其后临河有梓潼庙，曰火药局，即兵仗局之军器库也。……北安门内街东曰安乐堂，内官有疾者徙此。……再东稍南曰内府供用库”。这里所言的内府供用库之地正是包括了前文所述嵩祝法渊智珠三寺之旧址之地。其下朱彝尊原注释文字说明，此地正是明之番汉经厂之所在。在朱氏原注释之后，有“臣等谨按”几字，表明其下内容为乾隆时于敏中等人所加：“明番经厂、汉经厂今为嵩祝、法渊、智珠三寺。考嵩祝寺东廊下有铜云板一，铸汉经厂字。又法渊寺有张居正撰番经厂碑记云，番经厂与汉经厂并列，是可据也”。[清]于敏中：《钦定日下旧闻考》[Z]，卷三十九，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16页。其后又进一步补充说明三寺的具体位置，建筑特色等：嵩祝寺寺址在三眼井之东，寺大殿及后楼有乾隆亲笔提写的匾额“妙明宗镜”、“慧灯普照”，两侧楹联也是乾隆御笔亲书：碧砌瑶阶春色丽，琪花春草日华鲜；夜梵闻三界；朝香彻九天。法渊寺在嵩祝寺东，寺有铜鼎一，高六尺有咫。同上。

　　另有清人着《宸垣识略》中亦有类似记载：“嵩祝寺在三眼井之东，有御书额，为章嘉呼图克图焚修之所。法渊寺在嵩祝寺东，有铜鼎一，高六尺有咫，有御制碑文。智珠寺在嵩祝寺西，有御书书额。考按：嵩祝寺东廊下有铜锺一，铸番经厂字；西廊下有铜云板一铸汉经厂字；法渊寺有明张居正撰番经厂碑。据此，则三寺为明番汉经厂。”[清]吴长元：《宸垣识略》[Z]，卷三皇城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9-50页。

　　从上述记载可知，明代番经厂旧址在乾隆年间已经改建成嵩祝寺、法渊寺和智珠寺。直到明穆宗隆庆末年还曾重修番经厂，万历时首辅张居正还特地刻碑，而据崇祯时期的宦官刘若愚《酌中志》一书仍有番经厂记载，仍无三寺之说，因而可以断定法渊等三寺均属清代寺院，至于改建年代则不得而知。